政界翘楚展风华

黎元洪：从清末官员到民国风云人物

黎元洪，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人物，祖籍江西，于 1864 年 10 月 19 日出生在黄陂木兰乡东厂畈，又名黎黄陂。他的一生历经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先后两次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三次出任副总统，还就任过军政府都督，在近代政治舞台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黎元洪自幼便展现出聪明伶俐的特质，领悟力极强，父亲所教内容往往一遍就能记住，看过的东西也近乎过目不忘。然而家中后来发生变故，一家人依靠父亲微薄的 “饷银” 维持生计。之后黎家北迁，他考进了天津的水师学堂学习。在学堂期间，黎元洪读书十分用功，各门功课成绩优异，尤其擅长轮机驾驶与骑术。1887 年实习时，他就因技术掌握熟练得到实习老师赞许，年终还获得了嘉奖。1888 年春季，黎元洪更是以优异成绩通过毕业考试，经学校呈报，李鸿章赏予他六品顶戴。此后他陆续前往北洋海军各舰队实习，表现依旧出色，海军衙门给予他 “把总尽先拔补” 的录用优待，毕业后奉派到 “来远” 舰见习，后又调往 “广甲” 号兵船充当三管轮，并逐步得到晋升。

19 世纪末，中日甲午之战爆发，黎元洪从广州增援威海卫，战舰不幸被击沉，他堕海后侥幸不死，泅至大连遇救。随后到南京，凭借自身能力得到了两江总督张之洞的赏识，先是监修幕府山炮台，兼任 “自强军” 翻译，后又担任多处炮山的专任台官等职务，还当上了南京炮台的总教习。1896 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黎元洪跟随其回到湖北继续编练新军，官职也不断递升，对新军建设贡献颇多，还协助张之洞制定了《湖北新军要义》共十条，极为重视新军中的知识分子，且关爱士兵，在军中有着较高威望，已然成为湖北军界的头号人物。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爆发，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黎元洪被革命党人强推为湖北都督。当时起义仓促，起义者多为下层军官，对全局把控不足，难以继续领导起义，而黎元洪在军队中有 “爱兵” 的名声，具备一定民意基础，还曾有过新潮思想，就这样被推上了这个重要位置。尽管一开始他内心充满顾虑，对腐朽王朝仍抱有幻想，甚至还有过逃跑等行为，但最终还是转变观念，接受了共和政体。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孙中山就职大总统，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1913 年，黎元洪随同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同年 10 月，袁世凯、黎元洪分别当上正副大总统，黎元洪权力逐渐增大，后袁世凯通过多种手段让黎元洪进京，还与其结为儿女姻亲以图控制黎元洪。1915 年，袁世凯复辟帝制，黎元洪展现出坚定立场，多次拒绝袁为他册封的 “武义亲王”。

袁世凯死后的 1916 年 6 月，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之位，不过并无实权，权力实际为段祺瑞所把控，二人由此形成 “府院之争”。后来黎元洪强力让段祺瑞辞职，却不想张勋以帮助黎元洪为借口出兵进京，实则是想复辟帝制，手无实权的黎元洪不得不重新启用段祺瑞，最后段祺瑞讨伐张勋，张勋复辟帝制运动失败，此后黎元洪辞去大总统一职，由副总统冯国璋代行。1922 年直奉战争后，总统徐世昌被驱逐下台，黎元洪复职，但依旧没什么实权。1923 年 6 月，曹锟经过贿选当选第三任总统，黎元洪再度辞职，彻底退出政坛，移居天津。

在天津的日子里，黎元洪远离了政坛纷争，开始一心致力于开办企业，投身实业发展，对孙中山先生 “实业救国” 的思想十分推崇，认为唯有依靠实业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从 1923 年最后一次下野到 1928 年逝世的 5 年间，他先后担任过中兴煤矿董事长、黄陂商业银行总董事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董事，投资的企业多达 45 个，涵盖 17 家银行、12 家工厂、6 家煤矿以及 10 家田产等，投资总额高达 200 万元。

黎元洪的一生，虽然在袁世凯等军阀的淫威面前，有时显得柔暗懦弱，两任总统却未脱傀儡色彩，职高而权小，位尊而言轻，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客观上也推动了革命的成功，在继任大总统后，宣布恢复约法、召集国会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28 年 6 月 3 日，黎元洪因脑溢血在天津去世，享年 65 岁，结束了这充满戏剧性与波澜起伏的一生。

项英：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新四军重要领导人

项英，1898 年 5 月出生于湖北武昌的一个穷苦工人家庭，自幼便饱尝生活的艰辛，小小年纪就进入资本家的工厂当童工，深受阶级压迫之苦，但也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早早埋下了改变工人阶级命运的种子。

1919 年，项英参加了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在武汉创办的工人夜校，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从此便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之中。1920 年，他参与领导了武汉纺织工人罢工，迈出了为工人阶级争取权益的重要步伐。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大” 代表包惠僧受党的派遣来到武汉组建工会组织，项英得知消息后，主动找到包惠僧，表达了自己投身工人运动、参加革命的强烈愿望。随后，包惠僧派项英协助著名工运领袖林祥谦筹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项英凭借自身的能力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1922 年 4 月，项英在包惠僧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迅速成长为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党的 “二大” 之后，项英又和陈潭秋、林祥谦等人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这次罢工遭到了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残酷通缉，但项英并没有因此退缩。1923 年 6 月，在党的 “三大” 上，25 岁的项英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根据党的指示，他被调往上海，负责建立沪西工友俱乐部，继续在党的指挥下领导工人运动。1925 年 2 月，项英与邓中夏、李立三等人指挥了有 4 万名工人参加的沪西日商纱厂工人总同盟罢工，这次罢工掀开了 “五卅” 运动这一伟大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的大幕，彰显了工人阶级强大的领导力量，也标志着全国革命高潮的逐步到来。

大革命失败后，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项英根据党的指示，赴中央苏区工作，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在任期间，他极为重视军队的政治建设，建立了红军总政治部，明确规定了总政治部的职责，为红军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他还积极协助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发展根据地经济建设、健全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开展土地革命等诸多方面都付出了诸多心血，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

在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安排项英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其肩负的任务异常艰巨，要达到牵制国民党军以及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的目的。当时中央苏区被国民党军重重包围，分割成无数个小块，面对如此绝境，项英指挥部队分 9 路突围，自己则在其他几路红军突围后，最后一个带领部队离开中央苏区，向赣粤边突围。到达赣粤边后，国民党又组织大批兵力对项英所部进行全面 “清剿”，采取 “移民并村” 等手段，断绝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项英和游击队员们只能在山里采野菜、摘野果充饥，生存条件极为恶劣。但即便如此，项英依旧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他率领游击队在群山峻岭中和敌人巧妙周旋，还鼓励游击队员们：“我们只要剩下一个人，也要顽强地坚持下去，共产党的旗帜不能倒，游击队的旗帜不能倒！”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面对个别丧失信心、不愿继续斗争的战士，项英采取发放路费让其回家的办法，称这是 “以礼相待，好来好去”，对于那些想回来继续参加革命的，一律欢迎且保证不歧视；对于一般性的变节行为，也尽量争取变节者采取中立态度，只要不危害革命，既往不咎。正是他制定的这一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使得南方游击队能够在极为恶劣的环境里不断发展壮大，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

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决定将留在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争的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由叶挺担任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兼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积极响应，向南方各游击区传达党中央指示，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把分散在南方 8 省 14 个地区的游击队 10300 余人集中到了一起，成功组建了一支由党指挥的铁军 —— 新四军。新四军组建完成后，项英认真贯彻中央制定的 “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的方针，组建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江南指挥部，开辟了大片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的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由组建时的 1 万余人很快发展到近 9 万人，抗日根据地总面积达 4.4 万平方公里，人口达 1400 万。在皖南事变之前，新四军与日伪军进行了多次作战，共毙伤俘敌 5.5 万人，为抗击日寇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遭受重创，军长叶挺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隐藏在濂坑的石牛坞村后山腰的一个石洞中。但不幸的是，他们身边的副官刘厚总起了歹心，在 1941 年 3 月 24 日凌晨，刘厚总开枪杀害了项英和周子昆，一代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以及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就这样陨落了，着实令人惋惜。不过，项英为党和革命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也在中国近代革命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董必武：为党和国家奉献一生的卓越领导者

董必武，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号壁伍，1886 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领导者，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法学家，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以及国家的重要领导人。

董必武的早期经历就展现出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和积极探索。1911 年他参加了辛亥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4 年，董必武考入日本东京 “私立日本大学” 学习法律，并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积极参与反袁称帝斗争，期间还两度被捕入狱，足见其革命决心之坚定。1917 年完成学业回武昌后，他与张国恩合办律师事务所。1919 年在上海时，董必武参加了五四运动，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进一步点燃了他的革命热情，随后他回到武汉创办了武汉中学，亲自教授国文，以此为阵地传播进步思想、唤起民众觉醒，这所中学不同于一般中学，学生学费低，职员低薪或不支薪，国文课采用白话文，男女同班，还帮助学生订阅课外阅读报纸书刊，积极引进新思潮和革命思想，黄麻地区的党组织最初也多是在武汉中学成立的，可见其在早期革命思想传播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1920 年秋，董必武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为党的早期组织建设贡献力量。1921 年 7 月，董必武和陈潭秋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抵达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董必武向大会全面汇报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和本地区党团的活动情况，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肯定，从此开启了更为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大革命时期，董必武紧密追随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思想，积极投身革命实践。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明确了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和革命对象，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董必武从革命实践中得出经验教训后深表支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董必武和毛泽东等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身份通电讨蒋，展现出坚决与反动势力斗争的决心。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董必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32 年回国后，他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1934 年 10 月参加长征，到陕北后，又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等职，为根据地建设和革命事业的持续推进不懈努力。

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1945 年还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在外交等诸多领域为国家和民族争取权益、贡献力量。同时，他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等，在不同岗位上为抗战胜利以及根据地建设等工作发光发热。

建国后，董必武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重要职务，在新中国的建设、民主法制建设以及统一战线工作等方面都有着突出的理论贡献。例如在担任政务院政法委主任和人民最高法院院长期间，为我国司法制度的建立付出诸多心血，做出了巨大贡献。

董必武不仅在革命工作上鞠躬尽瘁，还一生酷爱读书、持之以恒地坚持学习，堪称后人学习的榜样。无论是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如火如荼的新中国建设时期，除去工作之外，他的业余时间基本都用在了读书和学习上，对他而言，读书和学习就是最好的休息方式。1928 年至 1932 年在苏联列宁学院学习的 4 年，他几乎没有走出过校门，每天都在图书馆中争分夺秒地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在中共南方局工作期间，即便重庆夏天酷热难耐，他也身穿背心、汗流浃背地坚持读书和练字，并且为了工作需要，还刻苦学习英语，每天早起练习英语发音。新中国成立后工作更加繁忙，但他从未停止学习，晚年时期更是将每天的学习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65 岁高龄时还坚持学俄语。

董必武还极为珍爱书籍，一生艰苦朴素、省吃俭用，却唯独在买书上十分舍得花钱，每次逛书店看到有价值的书，定会如获至宝般买回家通宵达旦读完，日积月累藏书众多，他不仅在办公室墙周围的书柜摆满书，在家中的大书房还按照图书馆的方式编号，将各类书籍分门别类、整整齐齐摆放，对这些书籍爱不释手，却又慷慨出借，并且立下遗愿要把书全部献给国家。

同时，董必武精通英、日和俄三国语言，年少时为考取功名寒窗苦读，通晓四书五经、擅长诗词歌赋和书法，一生写下近 1300 首诗，毛泽东对他的作诗水平给出过很高评价：“董老擅五言”。他既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到国外留过学，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在法律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方面造诣颇高、建树颇多，真正是 “学贯中西” 的典范。

董必武的一生，是光辉的革命战斗的一生，是不断开拓前进的一生，他从清末秀才成长为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历经风雨，始终坚守信仰，为党和国家奉献了毕生精力，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熠熠生辉的印记。

军事豪杰铸荣光

蓝天蔚：民主革命的英勇先驱

蓝天蔚，这位出生于 1878 年 1 月的湖北黄陂县蓝家大湾的杰出人物，是中华民国军事将领，更是民主革命家。他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特质，秉性聪慧，少有大志，心怀从军习武、强国雪耻的宏伟志愿。

早年，蓝天蔚加入了张之洞的新军。1897 年，凭借自身的优秀表现被选送入湖北武备学堂学习，先后接受德国和日本式的军事教育及训练，成绩十分突出。1899 年冬，经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荐，他以优异成绩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成为中国第二期留日士官生，并在此期间结识了吴禄贞、张绍曾，三人因学习成绩优异、志趣不凡，被人们称为 “北洋士官三杰”。在日本留学时，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蓝天蔚开始踏上革命道路，1902 年底，他与刘成禹、李书城等鄂籍留日先进青年 10 余人在东京组织了同乡会，还创办了留学生界第一个以省名命名的刊物 ——《湖北学生界》，致力于 “输入东西学说，唤起国民精神”。

1903 年春，沙俄拒绝按约从我国东北撤兵，并妄图永久霸占我国东北，消息传来，蓝天蔚积极投身于 “拒俄运动” 之中，与黄兴等发起组织 “拒俄义勇队”，后改名为学生军，他被推举为队长，带领大家积极操练，准备回国抗俄排满，尽管这一爱国行动遭到了日本政府的阻止以及清廷的忌恨，但蓝天蔚毫不退缩。5 月下旬，清廷命时任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端方将他召回国内，同学们都担心他的安全，纷纷劝他不要回国，可蓝天蔚却大义凛然地说：“救国者，国人之责，吾一身安足惜。” 回国后，他常与吴禄贞在武昌花园山设立秘密机关，向武汉军学两界的爱国青年宣传革命思想，还提出了 “运动新军” 的战略思想，众多革命青年受其影响，纷纷加入到革命队伍之中。后来，端方同意蓝天蔚继续返日学习，他还趁机从湖北新军中选拔 50 名优等生一起赴日学习各类军事知识，为鄂军培养了诸多人才。

1904 年 6 月，因国内急需军事人才，蓝天蔚应京师练兵处之召提前回国赴京任职，不过在途经湖北广水时，被张之洞劝说留在了湖北，担任湖北新军训练营务处（后改湖北督练公所）教练兼湖北将弁学堂和武高、武师等学堂军事教习等职，同年冬任湖北新军暂编第一镇正参谋官，1906 年冬任湖北新军第三十二标统带兼湖北督练公所参谋。在此期间，蓝天蔚不仅努力培养鄂军人才，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而且爱兵如子，治军有方，深受士兵爱戴。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身份巧妙地掩护、营救革命党人，并在学员中宣扬爱国、救国思想，每逢星期日下午，听他演讲的学员都会被深深触动，这也使得革命思想在湖北新军中不断深入人心，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奠定了良好基础。

1906 年秋，清政府在河南彰德举行秋操，蓝天蔚担任南军总参谋官，会操 3 日，南军均占优势。1907 年东三省官制改革后，蓝天蔚继续在军中发光发热，不断施展自己的军事才华。1910 年，他被任命为新军第二混成协统领，驻扎于奉天北大营，继续在东北做革命的宣传、发动工作，还广泛联络东北各地的农民武装，与吴禄贞、张绍曾领导的三支新军形成了一股强大力量，犹如利刃般安插在清王朝的心脏地区。

1911 年清王朝准备举行演习，蓝天蔚与吴禄贞、张绍曾三人约定趁机举兵起义，然而正当北方新军暗中筹备时，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了。蓝天蔚出众的才华和组织才能受到认可，武昌起义爆发后，500 多名革命党人先后三次电请他到湖北充任都督，可惜因清廷扣留电报，且当时他已在离奉赴沪途中，电报无法追送，只能作罢。此后，吴、张、蓝秘密筹划，准备三路直逼京津，一举推翻清王朝，可计划却被告密，11 月 7 日吴禄贞不幸被暗杀于石家庄，起义未能按计划进行。但蓝天蔚没有放弃，为了推翻清王朝在东北地区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他在东北三省继续开展斗争，11 月 26 日，东北各地的革命组织、革命团体发动起义，正式推举蓝天蔚为中华民国军政府临时关东大都督，他发布起义檄文，号令一下，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东北三省。

1911 年底，蓝天蔚来到上海，当时尽管有人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 “革命已经成功”，也有人争权夺利，但蓝天蔚初心不改，继续投身革命事业。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加入黎元洪领导的民社，疏远袁世凯。1913 年，参加二次革命；1914 年，虽不幸入狱，但经陈宧斡旋获释；1915 年 12 月，率湖北独立军起义却遭遇失败；1916 年，策划驱逐张作霖也未能成功。1921 年 5 月，蓝天蔚组织鄂西联军，继续为革命奔走。1922 年 1 月，他逃往四川省，被但懋辛逮捕，最终于 1922 年自杀身亡，令人惋惜不已，后被追赠陆军上将。蓝天蔚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民主革命事业，他的英勇事迹和坚定信念，在武汉乃至全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熊秉坤：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革命义士

熊秉坤，1884 年出生于湖北江夏修文乡熊家坝湾的商人家庭，字载乾（一作戴乾），原名祥元，又名忠炳，是著名的革命义士。他的早年经历颇为坎坷，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读书的梦想破灭，只能入商店当学徒。后来，受湖广总督张之洞兴学练兵的影响，知识分子纷纷把投军作为出路，熊秉坤也弃商入伍，在湖北新军第 8 镇工程第 8 营当兵。凭借自身的努力，他由正兵升为正目（相当于班长），还加入了日知会。

1911 年春，熊秉坤结识孙武后加入共进会，在雷振声离开工程第八营后，接任共进会工程第 8 营代表。当时湖北当局对革命防范极为严厉，在军队里发展组织困难重重，然而熊秉坤很有办法，他 “乃假以嬉戏之行，语言反复，直欲旁人莫窥其旨”，巧妙地在营内秘密发展会员达 200 多人，并担任工程第 8 营革命军大队长。

1911 年 9 月，共进会、文学社联合会议寄望工程第 8 营率先起义，并要求他们在起义时迅速占领楚望台军械库，熊秉坤积极筹备，将营内所有会员分编为两正队，队下再分属 5 支队、6 支队不等，每支队额仅 20 名。10 月 9 日宝善里失事后，熊秉坤通知士兵中的革命党人，等南湖炮响便立即行动。可就在当夜，湖北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率兵突袭武昌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被捕牺牲，起义计划被迫中断。

10 月 10 日清晨，得知彭、刘、杨 3 人被害的消息后，熊秉坤秘密约集同志，议决当天下午 3 时晚操之际发动起义，并与第 29 标和 30 标的同志取得了联系。但午后营中长官宣布晚操停止，熊秉坤便不辞辛劳地奔走于各营房之间，向营内革命党人传达当晚 7 点发难的决定。傍晚时分，工程第八营士兵金兆龙与二排长陶启胜发生争执，共进会员、士兵程正瀛在二人扭打间率先开枪，先后击中、击毙排长陶启胜、队官黄坤荣等多名清军军官，全营震动。在此关键时刻，熊秉坤随即率领四五十人，依照原计划对空连放 3 枪，召唤各标营起事，然后率众冲出营房，直奔楚望台军械库，打响了直指清王朝封建统治和专制帝制的第一枪，拉开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序幕，他也因此被称为 “熊一枪”。之后，起义军成功占领了总督衙门，控制武昌，依据同盟会纲领、仿 1906 年孙中山起草的《军政府宣言》起始格式名称，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政府，熊秉坤因其在武昌起义中的卓越表现，出任扩编后的民军第五协统领。

为保卫新生的民主共和政权，熊秉坤不仅率部参加了阳夏战争，而且始终坚决捍卫新生政权。10 月 23 日，清军逼近汉口，熊秉坤领所属九标，出战刘家庙，占领阵地备战，后因黎元洪任用旧军官张景良为总指挥，而张景良心向清方，放弃指挥，以致全线动摇，熊秉坤虽奋力抵抗，但终因独力难支，败退大智门。后来张景良逃走，熊秉坤再次率部进攻，可伤亡惨重，只能退守华洋宾馆。在没有统一指挥，又面临粮缺力衰的困境下，部队继续退守六渡桥至满春茶园一线。黄兴到汉口督战后，民军士气大振，熊秉坤受命担任硚口正面反攻任务。后来清军渐渐混入华街，熊秉坤乃督率残余力量进行街战巷斗，直到清军纵火围烧，汉口失陷，他才奉令亲率十标至汉阳十里铺露营。

在汉阳保卫战中，熊秉坤同样尽心尽力，他探访驻地居民，上书黄兴做布防参考，积极协助黄兴组织汉阳防务，可惜黄兴只采纳了他的部分建议，未能实现具体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上的最优化。当时清军在兵力、装备和训练方面较民军有显著优势，但民军士气高昂，主张速战，熊秉坤则认为清军 “欲久踞，以老我师，而反客为主。宜挑选精锐包抄，而一鼓歼除”，可无奈民军 “新兵虽多，不能任战”，所以他上书黄兴 “请以湘、鄂两军掉换战守”。这次战役终因左翼湘军甘兴典部擅自撤退而败北，熊秉坤率部增援，掩护友军安全撤退后，防守在兵工厂与钢药厂之间。

此后，熊秉坤的革命生涯依旧在继续。1913 年 “二次革命” 时，他在南京参加讨袁，后流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护法运动” 中，任广州大元帅府参军，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武汉解放前夕，熊秉坤积极参与维持地方治安，推动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69 年 5 月 31 日，熊秉坤病逝于武昌，并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与早逝的夫人刘珍合葬于武昌九峰革命烈士陵园。熊秉坤还留下了《武昌起义谈》《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辛亥湖北武昌首义事前运动之经过暨临时发难之著述》《阳夏战争日记》等诸多作品，这些都是研究武昌起义经过和近代湖北革命团体发展史的珍贵文献，让后人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

彭善：英勇抗战的爱国将领

彭善，1901 年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百花村彭郁湾，字楚珩，是一位国民党将领，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陆军大学将官讲习班第二期，素以严厉骁勇见称，人送外号 “拼命三郎”。

彭善的军事生涯起始于基层，1924 年 10 月黄埔军校毕业后，他先后担任教导团排长、连长等职务，在军队中不断积累作战经验，磨炼军事技能。此后，又在多个军事岗位上任职，凭借自身能力逐步晋升。

1937 年，淞沪会战爆发，彭善率部参加宝山、罗店、浏河一线的防守。当时日军出动 3 个师团发起猛攻，罗店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是通往上海的门户，一旦失守，京沪铁路将被日军控制，对抗日物资补给影响巨大，所以此地成为两军必争之地。尽管彭善火速率部赶往前线，但到达时罗店阵地已经丢失。他深知此地重要性，毫不犹豫地投入到激烈战斗之中，先是用重炮轰击阵地上的日军，随后命令肩负进攻任务的 66 团冲锋。日军战斗素养极高，即便遭受炮击，仍凭借强大火力进行密集射击，66 团战士们前赴后继，用人海战术经过几个小时的惨烈厮杀，终于重新夺回罗店。本以为能驻守此地，却又接到赶赴新镇和月浦的命令，因为有日军准备从江面进攻，需要 11 师前去击溃来敌，罗店则由友军接防。

在新镇和月浦与江面上的日军开战后，日军一开始轻敌，结果几次反扑都被 11 师打了回去，双方陷入对峙。可这时，罗店友军再次失守，彭善又接到夺回罗店的命令，同时还要分兵牵制新镇和月浦的日军，他虽心中无奈，但军令如山，只能再次带领部队抢夺罗店。有了上次教训的日军加强了对罗店的防守，还派战斗机盘旋轰炸，彭善精心制定作战方式，将进攻时间定在破晓之前，利用天未亮战机无法参战的时机，安排 33 旅主攻、31 旅佯攻牵制日军火力，经过几个小时鏖战，成功夺回阵地。但天亮后，日军飞机出动，增援部队也赶到，阵地又面临失守危险，彭善见状，二话不说，脱去军大衣，腰配双枪，手端一架德制机关枪，亲自上阵，带领敢死队勇猛冲杀，战士们受师长英勇之举的鼓舞，也个个悍不畏死，最终打退了日军一波又一波的进攻，直到友军增防部队到来。这一战下来，11 师死伤过半，但他们凭借顽强意志坚守阵地，展现出了可歌可泣的抗战精神。

1939 年 5 月，彭善因战功晋升为 18 军中将军长。此后，在著名的武汉会战中，他又两立战功，为抗击日寇做出了重要贡献。1940 年 6 月初，他率部乘轮船顺长江东下增援宜昌保卫战，与日军激战十多天，至 6 月 12 日宜昌沦陷，其麾下的第十八军也遭受重创。

抗战胜利后，彭善调任国民党武汉警备区副总司令、总司令等职。不过，在 1947 年的武汉大学 “六一” 惨案中，国民党当局调集军、警、宪、特闯入武汉大学，与师生发生激烈冲突并开枪，造成学生伤亡，引发社会强烈谴责，彭善也因此 “负有不可推卸责任”，被 “撤职查办”，后改任 “中央训练团” 中将副教育长、中将参议等。后来，他一度旅居美国，但即便身处异国他乡，彭善始终心系祖国，晚年坚决反对 “台独”，主张祖国和平统一，彰显出深厚的爱国情怀，令人敬佩。2000 年 2 月 14 日，彭善病逝台北，结束了他充满传奇与波澜的一生，而他在抗战时期英勇抗敌的事迹，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成为武汉近代史上的光辉篇章。

科教精英耀星河

田长霖：首位美国名校华裔校长，传热学界权威

田长霖，1935 年 7 月 24 日出生于武汉汉口，祖籍湖北黄陂，是传热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有着诸多耀眼的头衔，如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还是香港创新科技委员会首位主席。

田长霖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便饱读诗书。然而，因战乱影响，他的童年历经颠沛流离。1938 年武汉沦陷后，一家人迁往上海；1945 年，父亲又带着全家移居台湾，可不久后父亲因操劳过度离世，家庭的重担一下子落在了年少的田长霖身上，他不得不一边读书一边打工，挣钱维持自己的开支并补贴家用。不过，他学习十分争气，1951 年以高考机械工程科优等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台湾大学机械工程学系，之后更是凭借优异成绩和不懈努力，踏上了赴美求学之路。

在美国的求学生涯，田长霖走得异常艰辛。初到美国时，因为囊中羞涩，他从西雅图选择坐大巴车前往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大学，一路颠簸了整整一个星期。期间，他还遭遇了严重的种族歧视，比如白人专用的厕所、食堂区分对待有色人种等，就连在学校里，也有教授带着歧视的态度，称呼他为 “Chinaman（中国佬）”，这是一种极不尊重且带有侮辱性质的叫法。但田长霖并未因此而自暴自弃，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习中，每天拿出 15 个小时以上的时间读书，仅租一间小阁楼栖身，靠着奖学金和勤工俭学坚持了下来。

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出色的学习能力，田长霖在学业上不断取得佳绩。他先是在路易斯维尔大学取得机械工程硕士学位，随后仅用一年九个月便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文学硕士以及机械工程博士学位。1960 年，田长霖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机械工程系任教，起初，学生们抱怨听不懂他带有口音的英语，为了改进，他每天上课都会把所讲内容用录音机录下来，课后反复听、认真记，一点点纠正发音，后来他的课变得生动有趣，深受学生喜爱，不少学生周末还会要求他加课。

在学术研究方面，田长霖长期在热辐射、热传导、低温技术、热管理论、两相流及反应堆传热、多孔介质热交换、太阳能利用、航天热控制、光电器传热及微传热等诸多领域深耕，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众多创新成就。他发表论文 280 多篇，专著、专题和特邀报告 30 余种，不仅在工程热物理基础理论方面贡献卓越，而且在解决重大工程复杂技术问题时，也展现出了高超才能。例如，1981 年他获得国际传热界最高荣誉 AIChE-ASME MAX JAKOB 纪念奖，足以证明他在传热学领域的权威地位。

田长霖还培养了 60 多名博士，其中学生陈刚在 2010 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为传热学等领域后续人才的培养贡献了重要力量。

在教育管理领域，田长霖更是创造了历史。1990 年，他从 258 名优秀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22 年历史上、也是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华裔及亚裔大学校长。这一消息在当时的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对之声不断，他甚至收到了几十封恐吓信，然而田长霖并没有被这些外界压力打倒，在任职校长的七年里，他致力于在校园贯彻多元化理念，努力消除校园中的种族歧视、提高学校的科研水平，关爱学生，深受学生爱戴，也逐渐收获了许多人的赞誉与认可。

因其杰出贡献，田长霖获得了众多荣誉表彰，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杰出教授奖、古根汉学者、ASME 传热学科学奖、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美国航空航天学会热物理奖、美国国家科学院金质奖、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加利福尼亚大学全系统总统奖章、美国国家工程院创始人奖章、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的大紫荆勋章等等。2000 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 3643 号小行星还被命名为 “田长霖星”。2002 年 10 月 29 日，田长霖因中风并发症在加州红杉城病逝，但他的学术成就以及为打破种族偏见、推动教育和科研发展所做出的努力，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成为华人在海外奋斗的光辉典范。

李培根：深耕机械制造自动化，桃李芬芳的教育家

李培根，1948 年 12 月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是我国制造业信息化方面的知名专家，也是备受尊敬的教育家，在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领域有着深远影响力，并于 2003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培根的求学生涯起步于特殊的年代。1973 年，他就读于上海纺织工学院机械制造专业，获学士学位后进入武汉轻工机械厂工作。1978 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李培根凭借自身扎实的基础和对知识的渴望，成功考入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并在 1981 年获得硕士学位。此后，他继续深造，于 1987 年在美国威斯康辛 - 麦迪逊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毅然回国，投身到祖国的教育科研事业中，继续在华中工学院机一系工作，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于 199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李培根长期耕耘在教学科研一线，在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领域发光发热。他主持研发了 CAPP（计算机辅助工艺规划）系统，经与企业深度合作，形成了我国具有自主版权的 CAPP 主导产品，这一成果对于推动我国机械制造行业的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在科研工作上，李培根主持国家级项目多达 17 项，发表科技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 3 部，还获得了国家教学成果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多项重磅奖项，这些成果凝聚着他多年来的心血与智慧，也体现了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深厚造诣。

在教育管理方面，李培根也肩负重任，展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1995 年至 2002 年，他担任华中理工大学机械学院院长，2002 年至 2005 年担任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2005 年 3 月至 2014 年 3 月出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为学校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付出诸多心力。值得一提的是，2010 年华中科技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李培根发表了 16 分钟的演讲，他把 4 年来的国事、校事、校园人物、网络热词等巧妙融合在一起，这场演讲被掌声打断 30 多次，全场 7 千多名学子起立高喊 “根叔！”，“根叔” 一词也由此成为网络热词，演讲全文更是红遍网络，足见他在学生心中的亲切形象以及受认可程度，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对学生的关怀以及在教育理念上的独特魅力，他真正做到了与学生同频共振，关注学生的所思所想。

即使卸任校长职务后，李培根也依旧活跃在学术和社会活动的前沿，继续为推动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和创新贡献力量。他兼任教育部机械工程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副会长、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CIMS 专家组成员、机器人专家组成员，还担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等职务，通过参与各类论坛、研讨会，发表主题演讲，分享自己对于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产教融合等方面的见解，指导年轻一代科研人员成长，不断为行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李培根院士用自己的一生，诠释着对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领域的热爱，以及对教育事业的执着，在为我国培养大量专业人才的同时，也助力我国制造业朝着更高水平不断迈进。

朱光亚：“两弹一星” 元勋，中国核科学事业的开拓者

朱光亚，1924 年 12 月 25 日出生于湖北宜昌的一个普通职员家庭，是我国核科学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 “中国科技众帅之帅”，更是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获得者。

朱光亚小时候就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质，他自控力极强，当别的孩子放学后扔下书包先去玩耍时，他却总是先认真完成作业才出门。而且他特别爱 “打破砂锅问到底”，对于课堂和书本里的知识，不弄明白绝不罢休，不管是问老师还是兄长，都要把疑问搞清楚，也正因如此，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他的求学之路颇为坎坷，在那个国难当头、天灾人祸不断的岁月里，多次经历转学。1938 年，为躲避战乱，他和哥哥们辗转到重庆继续读书，先后在合川崇敬中学、江北县清华中学、沙坪坝南开中学等校就读。在南开中学期间，他遇到了对自己物理学习影响深远的魏荣爵老师，在魏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朱光亚对物理产生了浓厚兴趣，并逐渐显露出在这方面的才华。

此后，朱光亚凭借优异成绩考入重庆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后转入西南联大，在那里得到了周培源、赵忠尧、叶企孙等著名科学家的教导，进一步夯实了物理学基础。1945 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他因品学兼优留校任助教，后来还成为了吴大猷教授的助手，并受其邀请，与李政道等人一同赴美学习有关原子弹的研制技术。在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朱光亚一边作为吴大猷的助手做物理课题，一边攻读博士学位，学习实验核物理，期间连续四年获得全额奖学金，各科成绩都是 A，还在世界著名的物理学期刊《物理评论》上连续发表英语论文，让核物理新兴科学的前沿开始有了中国人的名字。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后，朱光亚满心欢喜，带头把抗战时 “打倒列强” 的歌，填上 “赶快回国” 的词，推动留学生回归报国。1950 年 2 月，他毅然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旅费 “救济”，联合 51 名爱国留美同学联名撰写了饱含激情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呼吁海外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随后取道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国仅仅四天，25 岁的朱光亚就站在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讲台上，成为当时北大最年轻的副教授，同时还讲授光学和普通物理课程，精心准备每一堂课。

朝鲜战争期间，朱光亚被派往朝鲜板门店参与停战谈判，在谈判桌上，美方代表利用核武器屡次威胁我国的蛮横和嚣张态度，让他深刻认识到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杀手锏武器。回国后，他更加坚定了投身核事业的决心。1957 年，朱光亚被调任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参与在苏联援建下开始的反应堆的建设和启动工作，还领导设计了轻水零功率装置，迈出了中国核反应堆制造的第一步。

然而，1959 年苏联撤走在华专家，我国的核武器研制面临巨大困难，急需一位负责原子弹研制的 “科学技术领导人”，35 岁的朱光亚临危受命，调入核武器研究所，承担起中国核武器研制攻关的技术领导重任。此后，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及历次核试验，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极度简陋的设备条件下，我国仅用 40 多次核试验就达到了外国几百次乃至上千次试验才达到的技术水平。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朱光亚紧接着主持了机载核航弹、导弹运载核弹头的爆炸试验，以及氢弹研制和爆炸工作，成功实现了我国核武器研制的 “三级跳” 计划。此后几十年间，他还参与组织领导了秦山核电站筹建、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研究，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国防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等领域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朱光亚一生淡泊名利，当有很多关于他个人的报道性文章写好呈给他时，他总是说 “先报道别人吧，至于我，以后再说”，还将自己获得的 100 万港元奖金以及积攒的 4 万元稿费，全部无偿捐献给相关基金会，用于奖励优秀工程人才和推动科技事业发展。2011 年 2 月 26 日，朱光亚因病逝世于北京，但他为中国核科学事业奉献的一生，以及所体现出的爱国精神、科学精神，永远激励着后来的科研工作者，在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且熠熠生辉的印记。

文学名家谱华章

萧楚女：革命文化宣传的先锋

萧楚女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他以笔为武器，以讲台为阵地，为早期革命文化宣传立下了不朽功勋。

萧楚女原名树烈，1893 年出生于湖北汉阳的一个小商家庭。早年生活历经坎坷，父亲病逝后，家庭破产，他当过跑堂、卖过报纸、做过排字工人以及轮船杂工等，接触了大量社会底层百姓，也由此深切体会到人间疾苦，萌生了改变社会现状、济世救国的想法。辛亥革命前夕，满怀热情的他参加了湖北新军，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中，还在光复汉阳的阳夏保卫战中，被隆隆的炮声震聋了一只耳朵。然而辛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后，中国又重新陷入黑暗和混乱，萧楚女愤而退出新军，考入武昌实业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大汉报》和《崇德报》任编辑，常以 “楚女” 为笔名撰写时评文章，言辞犀利，针砭时弊，广受群众欢迎。

五四运动后，萧楚女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于 1922 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他按照党组织安排，辗转于多地开展革命工作。1923 年，他积极给《中国青年》撰稿，致力于 “为革命的青年做革命的指导”，其文章深受青年群体喜爱，引导了不少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同时，他还在河南参与创办《中州评论》，继续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萧楚女在报刊宣传方面贡献卓著。他曾主笔《新蜀报》，所写时评战斗性极强，不是 “指责土酋军阀”，就是 “痛骂贪官污吏”，连反动派所控制的报刊也不得不赞叹他的文章 “字夹风雷，声成金石”。他还专辟 “社会青年问答” 专栏，帮助青年正确对待工作、学习、婚姻、恋爱等问题，把广大青年引导到革命道路上来。此外，他也经常给党的机关刊物《向导》撰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

在教学育人上，萧楚女同样不遗余力。他先后在多所学校任教，如重庆联合中学、重庆公学、万县四师、四川省立二师等，通过自编讲义，选用进步文章作为教材，废弃陈旧的国文课本，在课堂上讨论时局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像在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期间，他组织学生成立读书会，推荐李大钊、郭沫若等人的作品以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的文章，引导大家学习革命理论，使得该校的革命氛围愈发浓厚，还秘密建立起万县地区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点燃了下川东地区的革命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