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奏响历史开篇的武汉名人

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

在风云变幻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也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蓬勃发展。而在楚国汉阳（今武汉市蔡甸区集贤村）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一位名垂千古的人物 —— 钟子期。

钟子期虽为山野樵夫，每日与山林为伴，以砍柴为生，但他却有着极高的音乐素养与感知力，这份对音乐的领悟天赋仿佛是与生俱来的。

当时，晋国上大夫伯牙，本是楚国郢都（今湖北荆州）人，他精通琴艺，造诣非凡，所弹奏的曲子常蕴含着深刻的情感与意境，却鲜有人能真正听懂。一次，伯牙回国探亲，行至汉江边，望着那滔滔江水，周围是静谧又充满生机的自然之景，顿时琴兴大发，便席地而坐，开始抚琴。

而恰巧此时，钟子期路过此地。当伯牙的琴声响起，那悠扬的旋律仿佛穿越了山林，传入了钟子期的耳中。他瞬间被这琴声吸引，驻足倾听。当伯牙弹奏出意在表现高山巍峨的曲调时，钟子期不禁感叹道：“巍巍乎若高山”，那语气中满是惊叹与欣赏，仿佛他眼前已然出现了高耸入云、雄伟壮丽的山峰；而当伯牙转换曲风，弹奏出意在展现江河奔腾的旋律时，钟子期又脱口而出：“洋洋乎若江河”，仿佛他看到了那宽广浩荡、波涛汹涌的江水在眼前流淌。

伯牙听闻钟子期的评价，内心大为震撼，以往自己用琴声表达的心意，旁人都只是给予一些泛泛的夸赞，却从未有人能如此精准地领会自己曲中所想。而眼前这位看似平凡的樵夫，竟能与自己心意相通，深知自己琴音里的每一处细腻情感。就这样，两人因音乐而结缘，兴趣相投，相谈甚欢，遂结为知音，在那江边畅聊许久，直至夜色渐深，仍觉得意犹未尽。

只可惜，好景不长，后来钟子期病故，这对于伯牙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伯牙悲痛万分，觉得世间再无一人能像钟子期这般懂他的琴音、知他的心意了。于是，在极度的哀伤之下，伯牙做出了 “破琴绝弦” 的举动，将自己最心爱的琴摔得粉碎，并且发誓终生不再弹琴，以此来悼念这位难得的知音。

他们二人 “高山流水遇知音” 的故事，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反而穿越千年，在华夏大地广为流传，成为了后世人们口中 “知音” 文化的源头，也为中华民族高尚的人际关系与友情树立了千古楷模，让人们始终向往着能如他们这般，遇到真正懂自己、与自己心心相通的知音挚友。

伯牙：抚琴觅知音的晋国上大夫

伯牙，这位身处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有着独特且令人瞩目的身份背景。他本是楚国郢都（今湖北荆州）人，生于斯长于斯，深受楚地文化的熏陶，自幼便对音乐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极高的天赋。后来，凭借着自身精湛的琴艺，他在晋国担任上大夫一职，尽管身处朝堂，却始终心系那能寄托自己情感的七弦琴，也一直渴望着能遇到真正懂自己琴音的人。

一次，伯牙乘船沿着汉江而行，那一日，江风轻拂，水波荡漾，两岸的青山绿水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行至途中，或许是被这眼前的景致所触动，又或许是心中长久以来对知音的期盼在这一刻涌动，伯牙情不自禁地取出随身携带的瑶琴，开始弹奏起来。

那琴声悠扬婉转，时而如林间鸟鸣般清脆悦耳，时而如高山巍峨般气势磅礴，时而又似流水潺潺般轻柔舒缓，仿佛将这天地间的万般景象都融入了其中。而就在这时，在岸边的山林中，有一位樵夫正背着柴担赶路，这位樵夫便是钟子期。钟子期听到这琴声后，瞬间被吸引住了，停下了脚步，静静地聆听着。

伯牙起初并未发觉有人在听琴，待一曲奏罢，他才察觉到岸边的动静，抬眼望去，看到了钟子期。出于好奇，伯牙便邀请钟子期上船一叙。伯牙再次抚琴，先是弹奏起赞美高山的曲调，只见钟子期微微闭目，沉浸在琴声之中，随后赞叹道：“雄伟而庄重，好像高耸入云的泰山一样！” 伯牙心中一惊，没想到这位樵夫竟能如此准确地领会自己琴声中想要表达的高山之意。接着，伯牙又弹奏起表现奔腾澎湃的波涛的曲子，钟子期又说道：“宽广浩荡，好像看见滚滚的流水，无边的大海一般！”

伯牙激动不已，他深知自己终于遇到了知音，眼前这位身份普通的樵夫，却有着一颗能与自己的音乐灵魂相契合的心。两人仿佛忘却了身份的差异，开始尽情地畅谈起来，从琴曲的精妙之处，到对世间万物的感悟，越聊越是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当即结拜为忘年之交，约定来年的同一时间在此相聚。

然而，命运弄人，当伯牙满怀期待地如约来到汉江口时，等待他的却是钟子期因病去世的噩耗。伯牙悲痛欲绝，他来到钟子期的墓前，回想起往昔与子期相处的点点滴滴，那些一起谈音论律、把酒言欢的时光历历在目。可如今，知音已逝，这世间仿佛只剩下自己孤独的身影。在极度的哀伤之下，伯牙再次抚琴，弹起了那支曾经与子期共同欣赏过的曲子，这也是他平生最后一支曲子。曲罢，伯牙毅然决然地尽断琴弦，他觉得既然世上已无知音，这琴再弹下去也没了意义，从此终生不再弹琴。

伯牙这摔琴绝弦的行为，饱含着他对钟子期深厚的情谊，也让后世之人深深为之动容，更为他们之间这份纯粹而真挚的知音之情所折服，成为了千古传颂的佳话，时刻提醒着人们知音难觅，要珍惜那来之不易的知己情谊。

秦汉至隋唐时期：岁月沉淀中的武汉名人身影

朱鲔：绿林军起义的关键人物

在风云变幻的秦汉时期，朱鲔作为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朱鲔，字长舒，乃是汉阳（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是绿林军起义的首领之一，他的诸多事迹对当时的局势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汉末年，王莽专政，朝纲混乱，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各地纷纷掀起起义的浪潮。南方的农民们在走投无路之下，推举王匡、王凤做首领，占领了绿林山（今湖北省大洪山），以其为根据地发展队伍，这便是著名的绿林军。朱鲔也在此时率众加入，成为绿林军的重要力量。

到了公元 22 年（地皇三年），绿林军中发生了大病疫，众多将士染病离世，无奈之下各部分散引去。朱鲔与王匡、王凤、马武等人北入南阳，号新市兵，朱鲔也被封为将军。此后，绿林军不断发展壮大，各路将领开始商议立刘氏宗族子弟为帝。当时，南阳的世家大族大多主张立刘縯为帝，然而朱鲔等农民军将领却极力反对，他们认为刘玄更易于控制。在朱鲔等人的坚持下，公元 23 年（地皇四年）二月初一，绿林军众将拥立大汉宗室刘玄为帝，朱鲔也因这份功劳被刘玄封为大司马，一时之间可谓位高权重。

刘玄登基后入驻长安，在李松与赵萌的建议下，准备大封诸将为王。朱鲔被封为胶东王，但他牢记汉高祖 “异姓不得封王” 的约定，坚决推辞，不肯接受封赏，尽显其对传统规制的尊崇以及不贪图荣华富贵的气节，最后刘玄改任他为左大司马，让他与刘赐、李轶、李通、王常等一同镇抚关东。

不过，局势依旧动荡不安。刘秀的势力逐渐崛起，公元 25 年（建武元年），刘秀称帝后，挥兵攻打朱鲔镇守的洛阳。朱鲔凭借着洛阳的城防以及麾下的兵力坚守数月，期间双方多次交战，战况激烈。汉军名将云集、精锐齐出，可朱鲔指挥部队拼死反抗，使得汉军围攻数月都未能攻下洛阳。但随着围城时间变长，城中军心动摇，东城门的守将甚至决定投降，虽然后来这一突发情况被朱鲔及时应对，可他对部队的忠诚也产生了怀疑，失去了死战的决心。

就在这时，刘秀派朱鲔的旧部岑彭来劝降。岑彭曾是朱鲔帐下的校尉，两人颇有渊源。起初朱鲔顾虑重重，毕竟他曾参与杀害刘秀兄长刘演，担心刘秀会借机报复。但刘秀展现出了宽广的胸怀，明确表示不会加害于他。朱鲔经过深思熟虑，最终放下顾虑，反绑自己，和岑彭一起去见刘秀。刘秀遵守承诺，不仅解其束缚，还好言抚慰，并任命朱鲔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朱鲔的这一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局势的稳定，让百姓免受更多战乱之苦。

朱鲔的一生，在绿林军起义以及后续的政权更迭等诸多历史事件中都扮演了关键角色，他的决策与行动，无论是拥立刘玄，还是坚守洛阳后的归降，都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了武汉古代历史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孟浩然：寄情山水的唐代诗人

孟浩然，这位在中国诗坛上熠熠生辉的人物，虽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但与武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诗歌与生平经历，都为武汉这片土地增添了别样的文化韵味。

孟浩然生活在大唐盛世，那是一个文化繁荣、诗歌盛行的时代，文人墨客们尽情地挥洒才情，用笔墨描绘着世间万象、抒发内心的情感。孟浩然一生经历比较简单，其诗歌创作的题材虽相对狭隘，大部分为五言短篇，然而却凭借独特的风格和深厚的艺术造诣，在盛唐诗坛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他的诗歌风格清新自然、富有诗意，常常通过对自然景色的描写来表达对生命和人生的思考与感悟。例如他的诸多山水诗，语言简洁明了，意境深远，剔除了一切不必要、不谐调的成分，显得更加单纯明净，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清幽的山水之间，感受着自然的宁静与美好，同时也能从中体会到诗人对人生哲理的探讨，展现出他对生命和人生的热爱与追求。

孟浩然偏爱水行，在漫游南国水乡的旅程中，常常被沿途优美的景色所触动，进而引发诸多情趣，并将其融入到诗作之中。像《耶溪泛舟》等作品，就生动地展现了水乡的独特景致以及诗人悠然自得的心境。而且，他极为擅长构筑诗歌的意境，情和景常常水乳交融般地密合在一起，以一种富于生机的恬静居多，但也能够用宏丽的文笔表现壮伟的江山，如《彭蠡湖中望庐山》一诗，就尽显其 “精力浑健，俯视一切” 的意兴勃郁之态。

在诗体的运用上，孟浩然往往能突破固有程式的拘限，展现出别样的艺术魅力。比如《舟中晓望》诗，平仄声律全合五律格式，但中两联不作骈偶，似古似律，胡应麟《诗薮》评价此类诗 “自是六朝短古，加以声律，便觉神韵超然”；又如《夜归鹿门山歌》，虽是歌行体的诗，却只是把夜归的行程一路写下来，不事铺张，吸收了近体诗语言简约的特点，同时突出歌行体的蝉联句法，读来如行云流水般顺畅自然。

而武汉，也多次出现在孟浩然的诗词世界里。他曾游历此地，留下了诸多与武汉相关的诗词佳作或是故事传说，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添砖加瓦。想必他也曾漫步在黄鹤楼畔，望着那滔滔江水，心中诗意涌动，或许还与友人在此吟诗唱和，度过了一段段惬意的时光。他笔下关于武汉的诗词，也让后世之人能通过文字，去窥探那个时代武汉的风貌与神韵，感受这座城市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魅力。

孟浩然与王维并称，是唐代山水诗派的代表之一，虽远不如王诗境界开阔，但在艺术上有着独特的造诣，他的诗以清旷冲淡为基调，不事雕饰，伫兴造诗，富有超妙自得之趣，而不流于寒俭枯瘠。并且，他对后世的诗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白、杜甫等诗坛大家都对他极为推崇，从他的诗歌中汲取养分，传承和发展山水田园诗这一诗歌流派，让其在华夏文化的大花园中长久地绽放光彩。

宋元时期：文化繁荣下的武汉名人风采

冯京：三元及第的北宋大臣

在北宋时期的历史舞台上，冯京无疑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星辰。冯京（1021~1094），字当世，是鄂州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其一生历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在诸多重要职位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 年），对于冯京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他在己丑科的科举考试中大放异彩，一举考中状元，并且成为了宋朝最后一位三元及第的状元。要知道，古代科举分为乡试、会试、殿试，而冯京能在这三个等级考试中皆拔得头筹，连中解元、会元、状元，这是极为罕见且了不起的成就，当时便被人们称作 “冯三元”，还留下了 “两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元” 的千古佳话。

冯京的科举文章也是相当出彩，他在礼部会试时所作的《无逸为元龟》，以及殿试时写的《盖轮象天地》，这两篇赋文辞清婉浏亮，典丽邃密，将声律之妙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汴京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甚至被众人当作范文来学习和欣赏。

高中状元之后，冯京开启了他漫长且丰富的仕途生涯。起初，他担任将作监丞，通判荆南军府事，此后凭借自身的才能与品行，一路累官至龙图阁侍制、翰林学士、知开封府等要职，还曾安抚陕西，在地方与中央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曾到多地任职，每到一处，都十分注重体察民情，关心百姓的生活疾苦，遇到灾荒之时，积极组织赈灾，尽力去恤贫扶弱，展现出了心系黎民的为官之道。

冯京不仅善于处理政务，还慧眼识才，乐于奖掖后学，为北宋朝廷培养和发掘了不少优秀的人才。而且，他临事果敢决绝，只要各县的公事呈递上来，便会立即着手处理，从不会出现积压停滞的情况，因此在官场与民间都有着很高的威望。

宋神宗时期，西蕃首领何丹兴兵作乱，使得四川鸡粽关形势告急。时任成都知府的冯京临危受命，奉诏率领军队前去征讨。何丹听闻是冯京率军前来，慑于他的威名，很快便罢战请降。此时，冯京部下有不少人主张乘此机会一举荡平西蕃，以绝后患。但冯京却有着更为长远的政治眼光，他从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考虑这件事，最终做出了安抚西蕃的决策，不仅欣然接受了何丹的投降，还拨给他们农具、粮食等物资，助力西蕃发展生产。何丹为此大喜过望，还准备了牛、酒、猪、羊等与冯京结盟。冯京的这一举措，为边境地区的安定以及民族团结都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北宋朝廷的政治风云中，冯京也有着刚正不阿、坚守原则的一面。他中状元后，时任大臣张尧佐企图拉拢他以扩充自己的势力，张尧佐当时倚仗宫中的势力，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冯京，甚至把冯京请到家里，给他系上金带，声称这是皇上的旨意，随后又端出从宫中送来的酒菜，还直接拿出嫁妆示意冯京。然而，冯京并未被这些诱惑所迷惑，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这门亲事。后来在任开封府时，数月过去，他一直未曾到宰相韩琦府上拜望，韩琦便觉得冯京少年得志，有些目中无人。后来冯京寻了个机会向韩琦解释道：“公为宰相，从官不妄造请，乃所以为公重，非傲也。” 由此可见，冯京一不攀附权贵，二不阿谀奉承，其高洁的品格与操守令人钦佩。

冯京还曾卷入北宋朝廷的变法风波之中。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冯京秉持着自己的看法，上疏万言，论述变法存在的更张失当之处，也正因如此，被王安石指为邪说，甚至一度想要将他罢黜。但好在宋神宗认为冯京是可用之才，不仅没有听从王安石的建议，反而任命冯京为枢密副使，到了熙宁四年（1071 年），冯京还晋升为参知政事。不过，后来冯京因郑侠妄言时政受到牵连，被罢知亳州。

尽管仕途起起落落，冯京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初心，为北宋的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绍圣元年（1094 年）四月初三日，冯京病逝，享年七十三岁。他逝世后，被追赠司徒，谥号 “文简”，哲宗还亲自到冯府灵堂前祭奠，足见其在当时的地位与影响力。冯京著有《潜山文集》以及大量奏议、诗文，虽然其文集如今已佚失，但他的事迹与贡献依然留存于史册之中，成为了武汉古代名人中熠熠生辉的存在，也为后世之人所铭记与敬仰。

黄庭坚：文学书法皆出彩的北宋大家

北宋，那是一个文化昌盛、人才辈出的时代，黄庭坚便是其中极为耀眼的一位大家，他身兼文学家与书法家的双重身份，在文学与书法领域都有着非凡的成就与深远的影响力。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与苏轼齐名，世人常将他们并称为 “苏黄”。他的文学风格独树一帜，是 “江西诗派” 的创始人，其诗词创作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诗歌创作方面，黄庭坚强调 “无一字无来处”，注重对前人诗句、典故的化用，同时追求诗歌的 “拗峭” 风格，也就是在格律、句法等方面打破常规，形成一种奇崛、瘦硬的独特韵味，让读者在诵读之时，能感受到别样的艺术张力。

而黄庭坚与武汉这座城市也有着不解之缘，在路过武汉时，他留下了不少诗词佳作，其中《鄂州南楼书事》尤为出名。当时，黄庭坚的人生处于被贬谪的坎坷阶段，刚再次被贬至鄂州地区（也就是如今的武汉）。在一个夏日夜晚，他登上南楼乘凉，望着眼前的景色，心中感慨万千，遂写下了这首诗：“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香。清风明月无人管，并作南楼一味凉。” 这首诗短短 28 字，却勾勒出了一幅绝美的仲夏夜景图，将山光水色、荷香月色等元素巧妙融合，营造出一种清幽、闲适又略带惆怅的意境。前两句写诗人登上南楼，极目四望，山水相连，凭栏处，那十里荷花散发着阵阵清香，仿佛让读者也能身临其境，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清新气息；后两句则借清风明月无人管束，自由自在地融合在一起，给南楼带来了一味清凉，来暗喻自己对功名利禄的看淡，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体现出他当时内心的畅然与闲适，同时也蕴含着对现实生活、仕途不顺的烦闷与担忧。

除了诗词创作上的成就，黄庭坚在书法领域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被誉为 “宋四家” 之一，其书法风格自成一派，被后世称为 “黄体”。他擅长行书和草书，尤其以草书著称于世。在书法创作中，黄庭坚的笔画以中锋为主，侧锋为辅，笔势遒劲有力，线条饱满且富有弹性，并且善于运用提按、转折、顿挫等技巧，使得笔画变化丰富多样，极具观赏性。他的书法结构凝练有力，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的布局十分讲究，整体既紧凑又不失舒展，呈现出一种和谐统一的美感。而且他不拘泥于传统的结构形式，大胆创新，形成了纵横舒展的独特面貌。例如在一些作品中，他会注重墨色的浓淡变化，偶尔还会出现飞白的痕迹，营造出浓淡对比的效果，为笔画增添了别样的活力。

黄庭坚的书法作品众多，且各有特色。小字行书如《制婴香方帖》《王长者墓志铭稿》《泸南诗老史翊正墓志铭稿》等，风格圆转流畅，沉静典雅；大字行书像《苏轼黄州寒食诗卷跋》《经伏波神祠诗卷》《松风阁诗帖》等，则笔画遒劲郁拔，显得神闲意秾；而草书作品《李白忆旧游诗草书卷》《诸上座帖》等，字体结构雄放瑰奇，笔势飘动隽逸，尽显其书法的独特魅力。

黄庭坚不仅在书法实践上有着卓越的成就，在书法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他主张书法应体现个人修养和精神气质，提倡 “韵” 的重要性，反对食古不化，强调要从精神层面去继承优秀传统，同时注重个性创造，这些理论思想对后世的书法创作以及理论研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使得后世众多书法家以他的作品和理念为学习、模仿的对象，推动了书法艺术不断向前发展。

黄庭坚的一生，尽管命运多舛，仕途坎坷，但他凭借着自己在文学与书法上的才华与造诣，在北宋的文化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让后世之人在欣赏其诗词与书法作品时，能够领略到那个时代独特的文化风貌以及他个人的艺术魅力，其名字也长久地闪耀在武汉古代名人的璀璨星空中。

明清时期：历史转折中的武汉名人轨迹

熊廷弼：明末的军事奇才与悲剧英雄

熊廷弼，字飞白，乃是湖广江夏（今武汉市江夏区）人，生于 1569 年。他出身寒门，小时候靠帮人放牛维持生计，即便条件艰苦，依然边放牛边刻苦读书，凭借自身的勤勉与聪慧，于 1597 年参加乡试夺得第一名，次年又在会试中一举金榜题名，顺利步入官场。

熊廷弼本是文人出身，却身处明末动荡的局势之中，目睹后金努尔哈赤的势力不断崛起，对明朝边境构成严重威胁，毅然弃文从武，决心凭借自己的才能捍卫家国。1619 年，在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后，明军大败，后金转守为攻，熊廷弼临危受命，被朝廷派往辽东，代替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的杨镐担任辽东经略，万历皇帝还赐予他尚方宝剑，以壮其行。

熊廷弼赶赴辽东途中，便开始着手稳定局面，他先是安抚从辽东逃到关内的民众，又果断祭出尚方宝剑，斩杀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陈伦等人，以正军法。抵达辽东后，他即刻展开了一系列有效的举措，先是设坛祭祀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对饱受战乱之苦的流民进行安抚，同时积极修整防守战具，全力筹备防备工作。他深知明军当下实力不及后金，因而制定了以防守为主的战略，亲自督促军士制造战车、置办火器，大力修缮城墙，还合理调兵遣将，扼守各处要冲。此外，他还巧妙地联合朝鲜，对后金形成牵制之势，让后金顾头不顾尾。在他的精心经营下，辽东边境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努尔哈赤面对防御稳固的辽东，不敢轻易发起进攻。

熊廷弼不仅有着出色的军事谋略，在治理军队方面也颇有手段，不过因其脾气火爆，常常直言不讳，甚至动辄骂人，致使部下对他敬而远之，朝廷中一些官员对他也颇有微词。明朝末期，朝廷本就对在外手握兵权的武将心存忌惮，一旦有人搬弄是非，武将的处境便会十分艰难，熊廷弼也未能幸免。1620 年，在多次遭到言官弹劾的情况下，他无奈上交尚方宝剑，自请免职。

然而，局势的发展并未因他的离去而好转，1621 年，接替熊廷弼的袁应泰在战场上打了败仗，最后畏罪自杀。天启皇帝只好再次启用熊廷弼，这也是他第二次担任辽东经略。但此次上任，熊廷弼与辽东巡抚王化贞的关系极为紧张，两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王化贞好大喜功且不懂军事，却处处掣肘熊廷弼，使得熊廷弼的诸多军事策略难以有效施行。

1622 年，后金军队发起大举进攻，可明朝将领孙得功、鲍承先等人竟不战而逃，直接导致明军全线溃败。战后，朝廷追究责任，熊廷弼被罢免官职，还被判处死刑。原本熊廷弼有机会逃过一死，他曾试图用 4 万两银子贿赂魏忠贤，以求缓期执行，可不知为何后来违背了承诺，不肯拿出这笔银子。魏忠贤恼羞成怒，极力劝说天启皇帝将熊廷弼处死，并且传首九边，熊廷弼死时年仅 56 岁，着实令人惋惜。

好在崇祯皇帝继任后，为熊廷弼平反昭雪，还追加谥号 “襄愍”。熊廷弼一生，满怀着报国之志，虽有军事奇才，却无奈陷入朝廷内部的纷争以及复杂的局势之中，最终成为了明朝末年的悲剧英雄，他的事迹也成为了武汉古代历史中浓墨重彩又令人叹惋的一笔。

叶名琛：晚清争议颇大的两广总督

叶名琛，字昆臣，1807 年出生于湖北汉阳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自幼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熏陶，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学，在 16 岁时便入选乡试副榜，可谓年少有为，28 岁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正式开启了他的仕途生涯。

从道光年间起，叶名琛先后在多地任职，历任陕西兴安府知府、江西盐法道、云南按察使等职，凭借着出色的政绩以及在处理诸多事务上展现出的能力，一路升迁。尤其是在江西发生水灾时，他处置得当，不仅妥善安置受灾民众，还保障了地方的稳定，为此受到朝廷认可，升任湖南布政使，掌管一省的行政财务事宜。此后几年间，他又调任甘肃布政使，最终来到广东担任布政使。

在广东任职期间，叶名琛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一方面，凭借着家族经商背景带来的理财经验，他把广东地区的经济治理得井井有条，即便处于动荡不安的年代，依旧能保证广东地区每年向朝廷缴纳数千万两的白银，而且他本人为官清廉，生活节俭，丝毫没有富家公子的骄奢之风；另一方面，在应对地方叛乱上，他手段强硬，尽显铁血手腕。例如咸丰四年，广东发生洪兵起事，面对超过己方兵力十倍的起义军，叶名琛率领一万五千士兵顽强抵御，成功守住了广州城，凭借这些功绩，他不断获得朝廷的加封，从咸丰元年到咸丰五年，陆续被加封太子少保衔、体仁阁大学士等称号，最重要的是被封为两广总督，总理两广事宜，同时兼任通商大臣，一时之间可谓位高权重。

然而，叶名琛也正是在两广总督任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英国等国试图通过各种手段进一步扩大在华利益，不断就修约等问题与清政府交涉，叶名琛始终秉持强硬态度，坚决拒绝列强的不合理要求。1856 年，“亚罗号” 事件发生，英国领事巴夏礼以此为借口，歪曲事实，向叶名琛提出诸多无理要求，在遭到叶名琛拒绝后，竟炮轰广州城，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面对英军的进攻，叶名琛采取了 “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的应对方针。在战争过程中，他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向被英军占领的香港派出多批探子搜集情报，向广州市民发放身份证明以防英军探子混入，还发出悬赏告示，鼓励民众斩杀英国人以鼓舞士气等，但从整体战略上来看，他并未组织起有效的抵抗。1857 年，英法联军再次向广州发起进攻，叶名琛未下令进行有力抵抗，致使广州城最终失陷，他自己也沦为英法联军的俘虏。

叶名琛被俘后，被英军从香港押往印度加尔各答。在异国他乡，他起初还怀着能面见英国国王，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想法，然而愿望落空后，为了表示自己的愤慨以及坚守民族气节，他拒绝食用英国人提供的食物，开始绝食抗议。最终，在 1859 年，叶名琛于印度加尔各答绝食而亡，客死他乡，年仅五十二岁。

叶名琛的一生充满了争议，有人认为他在面对外敌时虽有强硬的一面，但最终未能守住广州城，还落得个被俘身死的结局，是晚清官场昏庸、无能的代表；但也有人肯定他在坚守民族气节上的表现，认为他在被俘后以绝食抗争，展现出了不屈的精神，犹如 “海上苏武”，值得敬佩。他的经历也成为了武汉古代名人中极具话题性且令人深思的一段历史。

近代时期：时代变革里的武汉名人贡献

谭鑫培：京剧界的一代宗师

谭鑫培（1847 年 4 月 23 日 - 1917 年 5 月 10 日），本名金福，字望重，出生于武汉市江夏区（原武昌县）大东门外谭左湾九夫村，是中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大师，京剧谭派艺术的创立者，被尊为京剧界鼻祖，亦有伶界大王之赞。

谭鑫培出身于戏剧世家，父亲谭志道便是京剧演员，艺名 “谭叫天”，是个著名的老生唱将。他自幼便跟着父亲唱老生，10 岁时随父进北京。1858 年，十一岁的谭鑫培正式加入金奎科班学艺，学习以皮黄为主的武生和老生，采用 “口传心授” 的学习方法。出科后，他随父在三庆班搭班演出，师从程长庚，还曾得到武生杨隆寿、黄月山的点拨，后又向余三胜、王九龄、卢奎胜受教，博众家之长，技艺不断精进。

在艺术成长的道路上，谭鑫培也经历过诸多坎坷。他曾去过天津唱戏，却郁郁不得志，无奈回京后在父亲荫庇下进入永胜奎班做配角。当时他唱武生，艺术上未显突出，未受班主重视，按规矩初登台 “效力” 属于借台练功，没有工资，甚至还经历过跑乡班的辛苦生活。不过，即便条件艰难，他始终坚持基本功锻炼。后来，谭鑫培改搭三庆班，拜程长庚为师，在程的指导下长足进步，二十五岁时在 “三庆班” 名列生行第三，并创造出了 “文武老生” 这一行当。

1880 年，程长庚辞世后，谭鑫培改搭四喜班唱老生，与孙菊仙轮唱大轴，进入艺术竞赛阶段，“谭派” 也逐渐形成。此后，他的艺术生涯越发辉煌，能演剧目众多，文武兼备，昆乱不挡。1890 年，44 岁的谭鑫培被选入清宫内廷戏班 “升平署”，开始享受 “内廷供奉” 的殊遇，慈禧太后最爱点他的戏，听完常赏以重金，还曾 “亲赐黄马褂”。

谭鑫培对京剧艺术的革新，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行内有 “无腔不学谭” 之说。他吸收融合了诸多前辈艺人的优点，又结合自身特色，在唱腔、表演等方面进行创新，使老生的表演艺术更加丰富和细腻，为京剧老生行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谭鑫培更为开创性的贡献在于，1905 年，他在丰泰照相馆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这部影片为黑白无声影片，虽然只是选取了《定军山》中几个武打和舞蹈动作较强的片段进行记录式拍摄，但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巨大轰动，万人空巷，人们纷纷前来观影。它不仅是中国电影史上的开篇之作，也让京剧这一传统艺术通过新兴的电影形式得以留存和传播，使得谭鑫培成为了中国第一位涉足影坛的表演艺术家，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

总之，谭鑫培凭借着自身卓越的艺术造诣、对京剧艺术的革新以及在电影领域的开创性尝试，在中国戏曲史乃至文化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武汉这座城市孕育出的璀璨艺术之星，长久地被后世铭记与敬仰。

张之洞：洋务运动的关键推动者

张之洞（1837 年 - 1909 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他早年曾是清流派健将，后成为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在晚清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尤其与武汉的近代化发展有着千丝万缕且至关重要的联系。

张之洞出身官宦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勤奋好学，凭借自身的才学科举入仕。在当时西方列强环伺、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局势下，张之洞深刻认识到国家要发展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开展洋务运动，而武汉便成为了他实践洋务思想、推动近代化建设的重要阵地。

在主政湖广的 18 年间，张之洞以武汉为中心，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使武汉由一个内陆传统市镇转变为 “驾乎津门，直追沪上” 的大都会。例如，汉阳铁厂于 1890 年开始筹建，历经 3 年多的建设，到 1893 年 9 月完成基本建设，计有生铁厂、熟铁厂、贝色麻炉钢厂、马丁炉钢厂、钢轨厂、钢材厂 6 个大厂，以及机器厂、铸铁厂等多个小厂，还有完善的配套设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钢铁联合企业，也是东亚地区最大的钢铁厂，其规模和影响力在当时的亚洲都首屈一指。

湖北枪炮厂同样意义重大，它最早叫湖北枪炮厂，后历经改名，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汉阳兵工厂。这里生产的 “汉阳造” 步枪，从 1895 年开始小量生产仿造德国出品 1888 式毛瑟步枪，在当时的中国军事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射击精度虽不及一些同期外国枪械，但 7.92 毫米口径子弹杀伤威力大，且凭借可靠的性能，经历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伴随红军长征等，被誉为 “中华第一枪”，整整生产了 49 年，总产量达到了 108 万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撑起了中国军队主力步枪的半壁江山。

除了工业方面，张之洞也十分重视教育事业。他创办了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华中农业大学前身）等众多新式教育机构，还建议清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置不同级别的新式学堂，提出建立职业学堂、兵校等，其教育理念 “中体西用” 更是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变，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对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构建有着深远影响。

在交通领域，张之洞督办建设了芦汉铁路（即后来的京汉铁路），这条铁路起于卢沟桥，止于武汉，让武汉拥有了便利的交通，不仅方便了人员往来和物资运输，也进一步奠定了武汉的交通枢纽地位，为武汉的工业发展、商业繁荣等诸多方面都创造了良好条件。